商子雍/有关耀瓷的珍贵资料
王赵民先生是铜川市的一位文化人，和我没有私交，只是有时在西安或铜川的一些文化活动中，会不期而遇；印象深刻的一次，是好几年前，一个名曰“玄奘与丝绸之路”的国际学术论坛在西安的人民大厦召开，应大慈恩寺方丈增勤大和尚之邀，我作为嘉宾与会，并提交了一篇论文：《非学术眼光中的玄奘》。玄奘晚年曾在位于铜川市的玉华宫翻译佛经，他的圆寂之地也是这里，所以，当我在会场碰见王赵民先生时，就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。那一次论坛铜川来了好几个人，但主办方却没能给他们安排足够的住宿之地，得知此事，我对王赵民先生表示：“我有一个单独的标准间，你们拿去用吧，这几天晚上我回家休息，从人民大厦到我家坐16路公交，只须4站，非常方便。”
这以后，关于父亲的这一件往事，开始被人屡屡提起。
作为第一个公开宣称父亲是“耀州窑遗址考古调查第一人”的薛东星研究员，2018年1月28日下午1时11分，给我发来微信：“铜川市图书馆从国家图书馆争取到数据库项目，把耀州窑作为重点列入。我给做策划，耀州窑研究学者将令尊以‘耀州窑遗址考古调查第一人’列入。请将令尊二寸照片发我QQ邮箱。”——感谢薛东星先生，此事已经办妥。
曾在铜川工作多年的陕西省艺术馆研究馆员刘新中先生曾多次撰文，介绍父亲在耀州窑遗址考古研究上的贡献。在发表于《铜川日报》的一篇题为《当代耀州窑研究考证第一人商剑青》的文章里，他这样表述——
梁观灯先生是铜川电瓷厂（原铜川陶瓷厂二车间）的工程师，长期业余从事耀州窑研究并参与耀州窑遗址的保护工作，曾向铜川文物部门捐献大量耀州窑陶瓷瓷片、实物，其中就有珍贵唐三彩残骸。唐三彩产地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，梁观灯的捐献证明了唐三彩曾在耀州窑烧制的历史。梁观灯先生曾多次讲，他对耀州窑感兴趣，源于商剑青先生的言传身教。商剑青先生的论文，梁观灯先生不仅看过，还当面向商剑青先生请教过。
1974年，一个年轻人就读于景德镇轻工业学院，偶然的机会，他在景德镇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商剑青先生的论文，像发现了新大陆，这个年轻人十分兴奋。那时没有复印机一类的玩意儿，他虔诚地用钢笔工工整整抄下了这篇论文。这个年轻人叫孟树锋，来自铜川市陈炉镇。很多年后，这个年轻人成了知名全国的陶瓷专家。曾担任陈炉陶瓷厂厂长，铜川市陶瓷研究所所长。他对于耀州窑的研究，有自己独到的心得。作品曾远赴海外展览，屡获全国大奖。是耀州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
2018年的一个冬夜，孟树锋先生和我通电话，回忆起当年抄写《耀窑摭遗》时的情景，唏嘘之余，依然激动不已。”
2020年7月 16日上午9点36分，刘新中先生转来了孟树锋先生的一则微信：“刘公新中兄台早上好！景德镇学院陈雨前校长主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 陶瓷分卷》，小弟建议将商剑青先生简介作为中条（1500字以内）列入，劳驾兄台擬就可否？请指示！孟树锋”
孟树锋先生和我父亲是不曾谋面的两代耀州窑遗址研究者，彼此的生活轨迹，没有任何交集之处；而我和他，也只是2018年10月，在耀瓷小镇隆重召开的耀州窑创烧1400年纪念活动的开幕式上，有过一握之谊。他对父亲当年劳作的尊重，所展现的，其实是他自己的学术良知和高风亮节。陈万里前辈当然就更是如此，我细细读过王赵民先生传过来的珍贵资料，深感在陈万里先生的大作中，即使不提及父亲的那篇论文，也并无不可，而他却郑重说明：参考商剑青”耀窑摭遗“——见1955年第4期”文物参考资料“。寥寥数字，让我看到的，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大学者对他人（包括杂志编辑）劳动成果发自内心的真诚尊重。
孔子有言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”诚哉斯言！比如，陈万里、孟树锋、薛东星三位先生，皆足以成为我做人之楷模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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